新闻出版单位的改制转企方兴未艾，从中央到地方正在全面展开、推进。这对于从业人员来说，当然是关系到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不过，由于政策的制定与出台并没有事先充分征求从业者的意见，也没有事后进行足够的宣传解释，所以，即使已经完成了改制的新闻出版单位，局内人也往往并不明白究竟改革的是什么、转变的又是什么。
在现实中，相当多的新闻出版单位是管理层暗中或悄悄起草改制方案，向上级要足政策，而这政策主要是有利于管理层的，然后走走过场，开会向全体员工打个招呼，便挂牌大吉。这样一来，改制倒是改制了，可是真正受益的只是既得利益小集团，广大员工扮演的则是“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悲剧角色，用时髦的说法是“被改制”了，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干部的身份没了，可是在工资福利以及权益等方面却没得到什么补偿。
改制与转企的目的、内涵、性质以及后果、前景，特别是利害关系的变化，这些都构成了操控改制者与所主导、管理的员工队伍信息不对称的核心。普通从业人员由于不了解政策，或者没有足够的理论、理性知识，往往会糊里糊涂地盲目听信服从安排。世风日下之际，在单位里利用职权搞愚民政策以达到假公济私目的者仍然不乏其人。
新闻出版工作本来就是以传播、报道各种知识、信息为专业特点的，可是，基层从业人员却同样存在对本单位、本专业的工作难以行使知情权的问题。由于此次改革的主体是新闻出版业，所以，虽然是一件必将有深远影响与现实意义的大事，但电视、广播、报纸与杂志却几乎没有给予充分报道或评论，这当然是因为不便炒作以自己为主角的新闻题材，不过，在避免了“瓜田李下”之嫌的同时，也就造成了“灯下黑”。
新闻出版退出官场进入市场
用比较直白的话来说，此次新闻出版单位改制转企，就是退出官场，由有行政级别（领导有官员级别与权力）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为了便于执行落实，比照着国有企业的模式，给领导层甚至中层保留体制内身份，亦即仍有官位级别，而大多数员工则由国家干部改为企业职工，从此中断了在体制内提职升迁的前程。
本专栏十余年来反复致力于抨击新闻出版单位的两大致命时弊，一是拜金主义，二是官本位。改制转企，是在制度上终结官本位。不过，由“老人老办法”以及操作时必须面对的用什么样的人来管理企业的现实考虑，事实上仍然还有官本位的势力在发挥作用。
退出官场，进入市场，对于新闻出版业来说意味着要以业务本位挂帅，也就是尊重文化产业与知识产业的规律，让内行、专家、高手干事业，而不是让行政干部当官。这是一大进步，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事物，只是中国1949年前的老规矩，也是发达国家新闻出版业的通行法则。
新闻出版单位的机关化，是中国新闻传播与图书出版业近些年来大面积滑坡，甚至接近于无所作为的病因。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新闻出版单位的官场化，不知有多少契河夫笔下的小公务员无才无德凭年头与潜规则也可以科处局部地向上爬，结果在相当多的单位造成了逆淘汰格局，于是便不会有益于报刊图书出版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提高。
但是，由于改企转制不是全面彻底的改革，而是有所保留与局部的改革，因此也就存在隐患：决定着单位命运与发展方向的中层高层没改，机关的地位没有了，但是机关的一些陈旧观念、作风和陋习却遗留了下来。这样，“一将无能，累死千军”的危险仍然存在。
事业改企业 改的是铁饭碗
在现行体制中，事业单位的性质，就意味着铁饭碗。虽然有些新闻出版单位早就实行了自收自支，但是在理论上与实质上，却仍然是政府在编机构，也就是说不存在破产的危险，即使发生最差的情况，工作人员也有饭吃，至少换个单位安排个岗位照样能混日子。
改制与转企是不可逆行为，不再是事业单位，也就不在编制内，不言而喻，就只能靠自己挣饭吃，倘若经营不善，真的无法赢利或亏损，那么，等待着员工的，便只有下岗、失业，不可能再有调到事业单位或党政机关的退路。这是非常严肃、非常严重的现实，而且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以现有新闻出版单位的经营状况论，改制转企之后，如果没有根本性的改革与调整，那么十有八九会亏损甚至破产。在这个角度，新闻出版单位的民营与国有性质就不再有区别，出版社与书商站在了同一起跑线，或者说，出版社集体被推下了海。
新闻出版单位改制所需要补偿资金的标准与兑现，事实上，各单位都会向上级单位要政策（也就是钱了），但不是每个单位的负责人都会有良心到把以全体员工名义要的补偿资金，及时地公平地足额发放到大家手里。最大的猫腻就在于这里。这笔可观的钱，实际上很可能会被负责人不负责任地分配甚至变相瓜分，至少可供其在任期内潇洒挥霍。
因为认识到改制的这种不尽公平合理，因此，近来新闻出版业人员队伍发生大幅振荡，改制转企迫使或诱使一批资深的专业人士提前退休或调离，一部分流向了大学、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因为论资历、水平、学历，新闻出版工作者原本是和大学教师、政府官员与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平起平坐的，在单位性质发生变化，而且主事者又是不值得信任和依赖的外行或低能者时，有实力、有关系而又有机会的人犯不着原地由官转民。
上下级关系与游戏规则变了
当官和做老板表面看同样是领导或管理工作，内里却迥然两样。由于机缘，对事业单位、民营公司以及政府机关的领导管理工作我都有过亲身经历，既做过报刊的老总，也做过企业的高管，还曾挂职任政府官员，因此有幸了解到其规则有多大的差异，能当好报刊出版机构的老总，未必就胜任民营公司的职业经理人，而政府官员更是别练一功，和前两者压根就不是一个概念。
简单地概括起来，事业单位的领导重在业务能力与眼光，民营公司的领导则重在经营管理技能与赢利能力，政府官员却重在政策水平与规范、纪律。事业单位的价值取向是对内行专业人士负责，一篇文章、一本书的好坏，最高境界是只在意精英的评价与意见，“虽千万人，吾往矣”；民营公司则对资本也就是股东或老板负责，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考虑的是顾客买主，只在意老板的评价与意见；政府官员对上级负责，以服从为天职，只在意领导的评价与意见。这种风气也许有不那么值得肯定的地方，却也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可见。
转企使新闻出版单位的领导由官员变为老板，但是能当好新闻出版单位老总或许不难再任政府官员（近些年新闻单位向社会各地输送了一批党政官员就是例子），却很难适应当老板的角色。现在正值春节，且以红包喻。不必讳言，在政府机关都是下级巴结上级，年节给上级送红包成为陋俗，可是，在企业（除非是仍带机关特色的国有企业）却绝对不可能出现下级给上级红包的事情，因为财富创造与分配的顺序正相反，在企业里由下而上进行生产经营销售，但是却由上而下分配回报。没有哪个打工的会给老板行贿！新闻出版单位转企之后，红包的流向发生逆转，很多人恐怕一时难以在思想或感情上接受这一点。
转企之后，高管的职务消费会发生剧变，按照企业的行事方式，过去事业单位无法报销的费用就都不是问题。企业的职务消费要宽松得多。实事求是地讲，在国企，尽管高管年薪制标准已经不低，但是高管的职务消费却要比薪金数额多得多。国务院国资委最近出台了政策约束，可是，企业的职务消费形式五花八门，根本无从杜绝。毕竟，企业的法则是利润导向而非成本导向，花的钱是自己挣的，不像吃财政预算的那么受制约。
激励机制与评价体系须理顺
改制与转企之后，新闻出版单位实行什么样的激励机制与评价体系，就是当务之急。在体制内，由于机关化的影响与拜金主义的渗透，一些新闻出版单位为了有效地管理队伍，采用了一些从企业或机关照搬过来的激励机制与评价体系。最有代表性的是业绩考评与职称评聘，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闻出版单位势必会废除这种不科学的玩艺。
在全世界范围，大概只有中国的新闻出版单位搞什么考评打分与评职称，如果说这是特色的话，那么也是招天下同行耻笑蔑视的特色。最近《纽约客》有一篇谈中国传媒的长文，引述了美国一位教授的话，说一个人在美国如果说是中国新闻工作者，那么就很难进入主流社会。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特色得不到人家认同与尊重。有的地方报社还从企业里引进了打卡上下班的制度，这只能体现出领导者在专业能力上的薄弱。因为在正常的文化环境里，记者或评论员、作者的水平与价值，是无法量化的，在文化产品领域，数量的意义远没有质那么重要。以电影为例，张艺谋、陈凯歌这十年来拍了不知多少大烂片，而卡麦隆只拍了一部《阿凡达》，无论是观众还是投资者，百分之百都会做出孰优孰劣的判断与选择。
最近北京大学的绩效工资制引起轩然大波，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文化知识领域以数量评判业绩是何等荒唐。媒体机构的所谓量化打分考评，把工农业生产管理的模式搬到文化事业单位，而又没有公正、客观、科学的标准作依据，可笑之极。只有值得尊重与信任的专业权威个人负责任地进行主观评价才是唯一行之有效的评价，舍此都是扯淡与胡来，要么是尸位素餐，要么是借民主的表面形式行个人操纵之实。人民日报至今仍然采取除评论外其他稿件不开稿费的制度，这不失为可取的作法。因为记者采写稿件，不能心里老惦着可以挣到多少钱。专业新闻出版专业工作，金钱回报当然不可或缺，但是不能这么计件算账，否则与小商小贩小工何异？
职称也是如此。发达国家的新闻出版机构，并没有什么职称评聘这一说，因为专业工作本身不是论资排辈的，这就像曲艺娱乐界，多少说相声的一级演员虽然有正高职称，但是没幽默感，逗不笑观众，而“野路子”的郭德纲虽然可能连初级职称都没有，但是真的叫座。如果姜昆和郭德纲同时演出打擂台，傻子都知道想找乐的话得听谁的段子。
在图书出版界，民营书商没职称，可是从策划、选题到编辑与装帧设计，都有顶级高手，做出的书既能保证印数与销量，又能上国际书展得大奖；而官办新闻出版单位的编辑记者则全是有职称的，不管有没有上过大学，不管有没有论文或著作，更不管外语甚至中文水平有多高，可是大部分有正高职称的报刊出版社编辑，若有勇气下海就会发现，自己连当个校对也许都难保证让雇主满意。
（作者现任经济日报研究部副主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河北大学媒介经济研究所所长、上海大学兼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