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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2016年06月24日  24 版）

历史的回响 时代的课题（党旗飘扬——纪念建党95周年）

《人民日报》（2016年06月24日  24 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长期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致力于文艺创作、表演、研究、传播，在各自领域辛勤耕耘、服务人民，取得了显著成绩，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实现我们党的伟大政治使命和历史抱负的征程中，文艺始终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历史时期，要更加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

　　这是历史的回响，也是时代的课题。

　　文艺版面从今天起将陆续推出系列专版，从改革开放以来文学艺术中的共产党人、红色家园建设等方面，用文艺评论、文艺作品、人物访谈等多种形式，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时代形象和伟大征程，敬请关注。

——编 者

披肝沥胆 与时俱进（党旗飘扬——纪念建党95周年）

对话人：王蒙（文化部原部长、作家）

本报编辑：董阳张珊珊

《人民日报》（2016年06月24日  24 版）

●历史的走向，人民的选择，党的先进模范作用，大量作家的革命化，成就了文学作品中党的形象的基石

●经济建设，我们的作家相对不那么熟稔，其浪漫性、情节性、戏剧性有待进一步体验与开掘

●文学的核心是人的命运与对幸福的追求。只要是能够触摸到时代与人民的脉搏，紧贴人心、激活爱心的光与热的作品，无分大处落墨还是细部经营，都通往重大主题创作

●重大，包括题材与作品的体量，更包括笔力的遒劲、意蕴的丰厚、思考的深邃、内心的煎熬与灵魂的光耀，和应对时代课题的生活资源、理论资源与文学实力

　　编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文艺创作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和作用，都有生动丰富的表现。在您心目中，哪些作品比较突出并如何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这些文学作品对凝聚社会共识有什么特殊作用？

　　王蒙：新中国成立后，有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描绘了党与党员在革命大潮中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依靠人民、以弱胜强，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忠贞智慧、献身主义、大公无私的形象。诸如《红岩》中的狱中斗争，《红日》《保卫延安》中的战争中的党组织与党员事迹，《青春之歌》中的知识界党组织与党员，《创业史》中农业合作化中党员的千辛万苦，他们至今活在读者的心里。

　　这些作品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艺术家。中国革命史的特点之一是知识分子的广泛革命化。大批作家、教授、学者反对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权，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或者朋友。他们身体力行地参与了1949年前后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斗争。他们与革命与党同甘苦共命运的深切体验，推动他们必然记载和创造出共产党员的文学群像，合成了披荆斩棘、百死不悔、抛头颅洒热血、救国救民的党的形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大量中国作家从世界各个角落千辛万苦、冲破阻挠回归北京，这与苏联十月革命时甚至高尔基这样的作家也出走国外的情景大不同矣。

　　历史的走向，人民的选择，党的先进性与模范作用，大量作家的革命化，成就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党的形象的基石。要珍惜这个基石，要强化与深化这个基础，要与时俱进、迎接不断发生的新的考验。

　　编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期间涌现出许多与党的形象相关的作品，您如何看这方面的创作？

　　王蒙：我认为，党的形象离不开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号召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戴，党员带领着人民群众英勇奋斗，改天换地、筚路蓝缕，造就着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出现了迈向全面小康的新面貌、新蓝图、新现实，这应该说是最根本的党的形象。党一直艰难地、刻苦地为新中国开路，摸着石头过河，踏着荆棘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拨乱反正，发展生产，脱贫致富，“四个现代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中国故事、中国梦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是不少的，也是动人的。这当然包含着党的思想、党的实践与党丰富的经验教训。但对于文学来说，它们又是活泼泼、光闪闪、色彩缤纷、千形万状、柴米油盐、喜怒哀乐的日常生活题材。改革开放初期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反贪腐中张平的《抉择》，还有王树增的战争题材作品，都直接地描写了战斗在最前线的共产党员与党的领导干部。

　　当然，也要看到这方面的不足。经济建设，我们的作家相对不那么熟稔，其浪漫性、情节性、戏剧性有待进一步体验与开掘，能够深入到经济生活中的作家太少了。经过一段时间，让更多的写作者能够在经济建设与现代化的风云激荡中弄潮、开拓、创新，让更多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工人、企业家、创业者熟悉文学，拿起笔来，这是我们的期待。作家不是天生的，生活召唤着文学，实践酝酿着文学，我们的文学前景是广阔的。

　　编辑：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化改革、大力反腐，文学作品怎样把党和国家的重大举措、时代的剧烈变化写进文学作品？写作中怎么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王蒙：文学的特点往往是以小见大，以实见虚，见景生情，鉴此通彼。作家的文学感受、思维与表现方式，偏重于具体、形象、情感、个性化、个案化。问题在于作家们是不是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实践中去。你很难设想今天的中国人能完全过与社会无干、与党无干、与他人无干的生活，如果有这样的人，也不过是更加反衬出他们的各色。作家们能不能够更深刻、更强烈地萌生与增值对生活万象的历史感、使命感、无间感、刻骨铭心感，当然只能是作家内心的过程。同为写作者，我想说的是，读者希望有温度的作品，读者希望摸触到作家滚烫的对于人民的爱心，而不仅仅是冷僻孤傲、自恋自怜、自吹自擂、自怨自艾，乃至欺世盗名、装腔作势、迎合卖弄、低俗炒作。

　　编辑：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党的政策方针关系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走向，在文学创作中，怎么处理重大主题和党的形象的关系？怎么处理实事求是和文学创造的关系？怎么理解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

　　王蒙：党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作用无需论证。党在今天所面临新的历史课题。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也遭遇着一个又一个挑战。我们的道路远非一帆风顺。历史就是历史，使命就是使命。只有从世界的与中国的历史进展高度上，从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追求向往的高度上，从体贴国情同时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高度上看问题，我们才能回答上述问题。

　　文化牵连到我们的日常起居、衣食住行，同时表达的是理想信仰、价值选择与精神理念。文学更是自然、世界、生活的人的本质化的抒写。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乃至各有侧重的一些其他艺术流派，都有其局限，同时有为我所用的可能。当然，我们重视的首先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说服力，其次是浪漫主义的理想性与强烈性。

　　编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提升重大主题创作的积极影响？

　　王蒙：文学是人学。一切重大主题最终的中心是人民。文学的核心是人的命运与对幸福的追求。只要是能够触摸到时代与人民的脉搏，紧贴人心、激活爱心的光与热的作品，无分大处落墨还是细部经营，都通往“重大主题创作”。其中，那些直接反映党和国家事业、描绘我们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大事件、大变革、大图景的扛鼎之作、全景之作，往往再现着历史的步伐、人民的苦难、曲折的历程、辉煌的胜利，叫做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中包含着入微的细节、强大的信念、行动的胆识。这样的作品中会有热气腾腾、尖锐复杂，也会有沧海桑田、惊涛骇浪，还会有情深意暖、盎然生趣。它应该是能将历史的胸怀与大师的匠心，绣花女的绵密与战士的冲锋精神结合起来的。

　　写作人追求的是：敏锐的与高瞻远瞩的思想，诚于中而形于外、秀于魂而惠于体的大道，对于生活的细细体察，与党与人民同心同德的体贴，坚持不懈的工匠精神。然后，写“大”也会生气贯注、笔墨风流，写“小”也会言近旨远、得心应手。总之，无往而不利。

　　所以，无论是有关方面的重大选题还是作家个人的探秘寻踪，重要的是作家对于家国天下父老兄弟的真情实感。“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作家要的是与天地并立而三的气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是披肝沥胆、执著于人民的利益与愿望；写出琳琅满目，画出五光十色，奏出追魂夺魄，才配得上“重大主题”之桂冠。“重大”，不仅是题材与作品的体量，更包括笔力的遒劲、意蕴的丰厚、思考的深邃、内心的煎熬与灵魂的光耀，还有应对时代课题的生活资源、理论资源与文学实力。

传递昂扬向上精神力量（党旗飘扬——纪念建党95周年）

《人民日报》（2016年06月24日  24 版）

1979年7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了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不仅在文学界内部引起了震动，而且在全国读者中间也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这篇作品最为醒目和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所塑造的主人公“乔厂长”——乔光朴，及其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

　　小说将故事放置于“文革”结束、百废待兴的时代背景下，围绕机电局重型电机厂厂长上任前后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展开描写。乔厂长这个人物，从气质到行为，很容易让人想到“十七年文学”中传统的劳动模范或“英雄人物”。然而，乔光朴是不折不扣的“80年代”人物，他果敢的政治认知和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改革措施，并非政治惯性的逆袭，相反，乔光朴是一个相当清醒的人，他对于新旧历史时期转折的期待，支持了他对于清明有为的政治时代的信任。

　　除了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中两个党委书记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机电局党委书记霍大道及乔光朴的搭档石敢，都对乔光朴的改革给予了义无反顾的坚定支持。无论是就小说描写还是就现实结构层面而言，离开了党委的领导与支持，乔光朴的改革绝难一帆风顺。

文学表达的上世纪80年代，可以从很多角度和层面去定义，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所致力于表现的那样。但对于《乔厂长上任记》而言，80年代是一个甩掉陈因羁绊，埋头苦干、实干的时代，是一个真正接续起内在历史诉求的时代，是一个理直气壮向着“四个现代化”迈进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说，《乔厂长上任记》这部小说，与国家、社会、公众的现代性冲动达成了共识。这一点同时决定了《乔厂长上任记》以及“改革文学”罕见的政治品质。因此，《乔厂长上任记》被认为是“改革文学”的领军之作。

塑造丰满共产党人形象（党旗飘扬——纪念建党95周年）

《人民日报》（2016年06月24日  24 版）

1997年，经过几个月的采访，我创作出了长篇小说《抉择》。后来，《抉择》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先后有上百家报纸连载，上百家电台连播，印数超过百万册，同时还被改编为电视剧、电影、话剧、戏曲、评弹、连环画、广播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在我的文学生涯中，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收获。我不断自问，一部并不完美的小说，为什么会收获如此强烈的反响和共鸣？最近搬家，我又看到了那十几大包读者来信，随便翻了几封，一下把我拉回到十几年前，我再次感受到了当时那种烈火一般的发自肺腑的情感，深切感受到老百姓对共产党员的丰满形象是多么地向往和企盼！这么多来信，几乎众口一词地对小说主人公市长李高成给予了最高评价，他们甚至热切地盼望李高成能到他们那里当市长、当书记、当厂长。有一位年轻大学生在信中说，我每一次读到李高成的那一段话，就止不住血脉贲张、热泪涌流：“我宁可家破人亡，宁可粉身碎骨，也绝不能让你们这些腐败分子毁了我们的国家，毁了我们的改革开放，毁了我们的党！”

　　在近些年的文艺创作中，反映当代改革进程，给人民以信心、以力量，刻画描写当代优秀的、杰出的共产党人正面形象的作品并不多见。一方面是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一方面与之相匹配的振聋发聩、黄钟大吕式的文艺作品却明显不足。这是一个令人十分忧虑、深思和警觉的现象。人民需要可歌可泣的正面形象，这是时代的呼唤。作为新时期的作家艺术家，我们既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也是社会进步的见证者，渴求进步和变革、勤劳而勇敢的中国人民，给作家艺术家提供了精彩纷呈、无穷丰富的创作素材，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奉献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是一个当代作家艺术家的神圣使命。

倾力找寻无私奉献价值（党旗飘扬——纪念建党95周年）

《人民日报》（2016年06月24日  24 版）

35年前，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我走进了一个极其不寻常的地方，结识了一群特殊的军人，罕见迷人的才华和胆识足以让他们成为名利场上的宠儿。但由于从事了特殊的职业，他们一直生活在世俗的阳光无法照射到的角落。事实证明，我普通的智商和优柔寡断的性情根本不配做他们的战友。我被淘汰了！

　　然而，因为没有收获，反而成了永久的想念。时代在转眼间变得喧嚣，越是喧嚣，他们在我心间的形象越是变得鲜明而亮丽。我知道，时代变了，但我相信他们没有变。他们不会变。他们不能变。我为他们感动，也为他们心酸。就这样，我以魔术的方式再现了他们，这就是我的小说《暗算》。

　　《暗算》里的几位主人公：瞎子阿炳、黄依依、陈二湖、“老地瓜”等，他们或终日滞留在大山深处，或长年浪迹四方。滞留的如困兽，浪迹的如游侠。游侠也是困兽，因为他们的内心极不自由。很难想象，我们身边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工作以“国泰民安”为终极目标，但工作本身具有的保密性又使他们失去了最基本的人身自由，甚至连收发一封信都要经过组织审查。他们抛妻别子，埋名隐姓，为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利益绞尽脑汁，然而最终又被粗粝的世俗生活“暗算”了。生活对他们不公，但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特别的命运。

　　失去也是得到。《暗算》在网站连载时，我注意到，在读者留下的一大堆评论中，有一个声音显得特别坚定而响亮：人们在为他们感动，为他们流泪，为他们祈祷。我知道，时代确实在变，日新月异地变，有些美德变成了迂腐，有些崇高变成了可笑，有些秘密变成了家喻户晓。但我相信，有些东西，有些价值，有些目光，是恒定的，永世不变的。我写《暗算》的用意就是想找到这些目光，建立这些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