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
深耕快乐花园
□本报记者 孙海悦
品牌理念
以幽默彰显中国儿童乐观、豁达、勇于并善于面对困难的精神气度。
今年5月，陪伴了几代读者的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任溶溶作品《没头脑和不高兴》销售累计达到180余万册，收录该书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也迎来了出版的第23个年头。
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93年推出该丛书至今，已出版作品百余种，却仍保持着旺盛的出版生命力。这也是中国少儿出版界持续出版时间最长、持续影响力最大的一套原创儿童文学丛书。
开掘幽默 提炼出版概念
23年前精心策划，23年来持续打造，谈及这一大手笔选题的缘起，浙少社副总编辑、丛书策划孙建江表示，近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出现过许多精品力作，也产生过许多重要的创作类别。比如，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以讽刺为主要特征、以反思为主要特征、以抒情为主要特征的种种创作类别，但却迟迟没有出现以幽默为主要特征、让人们普遍认可接受的创作类别。“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儿童文学整体结构上的一种缺失。”
身兼儿童文学理论家的孙建江认为，社会对幽默的评价日渐积极，幽默彰显的恰恰是中国儿童乐观、豁达、勇于并善于面对困难的精神气度。“这是丛书能够问世并持续出版至今的最为重要的思想认识的前提。没有这一观念的改变，人们很难想象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会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齐集性地出现，以至形成今天的创作潮流。”谈到这一选题策划的时代背景时，孙建江依然深有感触。
“中国儿童文学需要幽默，中国儿童文学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幽默儿童文学的参与。”在孙建江看来，幽默对于儿童读者来说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幽默儿童文学图书的市场潜力当时正待开发。浙少社把握住了这一时代需求和历史机遇，于是，丛书在1993年应运而生。
长线布局 丰富幽默书写
丛书首批推出张之路、周锐、葛冰、李建树和庄大伟等5位作家的5部作品，首印各7000余册。虽然获得了专家的肯定，但丛书很长时间内并没有获得市场的认可，叫好却不叫座。而市场经济制约下的图书产品不能获得市场的认可，再美好的文化理想也是难以完整呈现的。
孙建江说，这就是为什么他特别强调“市场经济制约下的少儿出版”的原因。在他看来，出版是经济行为，经济行为有着自身的经济运行规则；创作是精神劳作，精神劳作无须顾及经济运行规则。“这也是少儿出版有效推动儿童文学创作最难把握的地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正是儿童文学出版的低谷期。据孙建江回忆，其时，许多少儿社的文学编辑室纷纷撤销或合并，儿童文学图书出版普遍呈萧条态势。就在丛书出版后不久，因内部调整，浙少社赢利最多的教材教辅开始剥离并逐年递减，至1997年全部取消，出版社被完全推向了市场。“这意味着，丛书如果无法赢利，就不能重印。”这也是丛书问世后面临的严峻现实。
好在，这段时间维持不长。如果说第一批丛书推出时还带有尝试的性质，那么5年后推出的第二批丛书则是有备而来、信心满满。5年后的1998年，丛书一次性推出了任溶溶、孙幼军、高洪波等作家的12部原创新作，体裁涉及小说、童话和诗歌。为一套并不为人看好的非主流丛书的创作聚集起如此齐整的老中青作者阵容，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市场反哺 推动品牌构建
为使丛书精益求精，浙少社从装帧设计到内文用纸都甚为讲究。孙建江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介绍说，编辑在每本书中都大胆地附了4个页码的作家生活照。而在此之前，还不曾有儿童文学丛书如此“奢侈”。加之平装本和精装本同时推出，此举对当时的作者和读者都有着不小的吸引力。
果然，丛书第二批与第一批5本书的命运截然不同，甫一面世即好评如潮，荣获“全国优秀少儿图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中国作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两者最大的不同还在于，这12本书开始获得了市场的认可：丛书首印各1万册，面市不到半年即开始重印，随后连连重印。至2003年，单本最高印次达九刷，单本最高印量达5万余册，12本书的平均销量在4万册以上。2000年，第一批5本书重版再印，市场亦开始接纳。
同样的5本书，7年前与7年后的市场认同度已不可同日而语。孙建江分析认为，这说明，在读者方面，阅读趋向的多元化已开始呈现；在出版方面，图书的市场化意义正日益凸显；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多样性写作已变得越来越重要。
截至目前，除任溶溶的《没头脑和不高兴》累计销售180余万册、汤素兰的《笨狼的故事》累计销售达120余万册外，丛书中周锐的“幽默名著系列”、董宏猷的“胖叔叔系列”、萧萍的“开心卜卜系列”，以及更多畅销、长销的案例证明：丛书为中国儿童文学出版提供了一个战略概念，并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