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万象城官网

      

 浙江出版人引吭品质高歌

   编者按 从粗放式经营转向精细化管理，是出版业走向市场后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出版企业应当如何提高质量，推陈出新，获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5月20日至23日，中国新闻出版报“走基层 关注出版质量”报道组一行四人，走进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围绕出版物质量好不好的话题，报道组采访了集团旗下的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浙江印刷集团、浙江省出版印刷物资集团、浙江新华书店集团等七家单位。

    5月20日，杭州，风和日丽。走进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的大楼，一行“文化浙江，品质出版”的标语令《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嗅到一股浓郁的文化气息，清香四溢。

    2013年，集团各项经营指标均创历史新高，全年总销售、总资产在突破“双百亿”基础上，主营业务收入首超一百亿，迈上了“三个百亿”的发展新平台。在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董事长童健看来，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出版人对文化使命的坚守：“我们出版产业的发展繁荣是为了实现民族文化振兴、增强文化自觉的真理，舍其，毫无意义。”

    任何岗位，都把责任落到实处

    出版企业完成了转企改制，也需要出版人完成自身的思想升华和精神蜕变。一直以来，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建立了完备的图书质量保障体系，逐步形成了以专业化、规模化、品牌化为特色的发展之路。

    2012年初，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对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让每一名员工都明确自己的岗位和职责、工作范围和主攻方向。同时，制定并修订完善了《劳动管理制度》《图书出版流程管理规定》《资产管理规定》《费用管理规定》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建立了效率优先，注重团队考核的竞争激励机制，确保每个岗位的责任得到有效落实。讲业绩、比奉献、重协作，已经成为员工们的自觉养成和良好风尚。

    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责任。无论是新编辑还是老编辑，浙江教育出版社都对他们提出同样的要求：要有阵地和把关意识，要有责任感，编辑的书稿在内容和质量方面要过硬。社长汪忠说：“每个人都要把岗位责任担负起来。无论是书稿的初审、复审，还是终审，哪一个关口都不能轻视，都要以自己是最后一道关口的标准严加要求。只有这样，图书出版的质量才能得到保证。”

    近年来，浙江教育出版社发展迅速，年销售码洋达到10亿多元。这样的业绩，与他们想方设法调动员工积极性，履行好各自的岗位职责是分不开的。

    没有质量的图书，在市场上行而不远。为保证图书出版质量，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把文化责任与社会责任捆绑在一起，自觉执行《出版管理条例》，严格选题把关，严抓三审三校制度落实。总编辑邵若愚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坚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加强‘原创与引进、畅销与常销、经典与时尚’三大维度的产品线建设，自觉做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守护者，坚决抵制少儿出版物的低俗化倾向，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效。”

    任何选题，都有专业人士把控

    传统出版企业需要在体制机制上改革创新，提高出版精品力作的内生动力，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及美誉度。

    近年来，浙江科技出版社以生活类图书为突破口，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书，努力抓好精品图书出版。在专业科技类市场图书方面，他们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整形美容类图书为主，主导整形美容外科学图书的出版，在整形美容外科学细分领域形成品牌。在大众图书方面，将高品质生活类图书作为主要开拓领域，并着力在大众健康、饮食美食等重点板块上下功夫。其中《在阳台上种菜》久居当当网休闲类图书畅销榜前列，而《hello，早餐》上市后则久居“当当网美食书榜”首位，并先后入选“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目录。

    科技类图书，需要专业人做专业事。为此，浙江科技出版社对编辑人员的招聘标准较高，必须是在某些专业达到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社长吴明华说：“专业的人，有专业的圈子，跟他的老师、同学，沟通亲近，交流方便，开发专业的选题较为容易。否则，隔行如隔山，让学医的人，去做农业方面的选题，难度很大。”

    同样，浙江教育出版社招聘的员工，90%是重点大学的学科硕士以上学历，从起点上保证了学科的专业性。汪忠认为，做教育出版，也需要有专业学科背景，特别是在教材出版和教辅出版方面，编辑的水平必须达到能跟专家平等对话，能进行专业的授课辅导，如果没有一定的专业学科知识来支撑，很难达到这一要求。汪忠说：“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应该谨守专业分工，这是保证图书出版质量的客观需要。”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还体现在审校工作方面。为了提高审校工作效率，浙江人民出版社在内部机构改革中，专门设立了审读中心，成立了一支由专家学者组成的外校队伍。社长说：“保证图书质量，落实三审三校制度，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坚持专业人做专业事，我们聘请了很多专家学者组成外校队伍，目的也在于此。”

    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校对管理，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副总编辑寿勤泽说：“按我们社的要求，一个校对常规的任务量一天是2.5万字左右，如果工作量太大了，很可能就一目数行，就难以保证质量。遇到特稿急稿，我们也会适当放宽一些，但一天不能超过3万字。”

    任何流程，都受制度关卡约束

    从组稿到编辑，从入库到发行，从铺货到销售，对出版社而言，都有一整套的出版流程项目管理制度，都为保证图书质量设置了严密的流程关卡。

    2004年，浙江教育出版社率先建立了全流程计算机管理系统，对整个出版流程进行了固化，实现了对每个环节的实时监控。汪忠说：“当时，我们一天的销售单平均约10来个，还有出版合同、委托创作合同、外加工合同等，这样下来1年得有几千甚至上万个，光一年的稿费清单就需要发几万张，这么大的出版规模，如果不采用计算机进行管理，靠人工根本做不好，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对新入职的编辑，浙江教育出版社都要安排1个月的时间，指定专门老师进行帮带，了解并掌握全流程计算机管理系统来开展工作。

    此外，根据近年来合作出版项目越来越多的情况，浙江教育出版社还相应地制定了一些管理规定，并根据市场需要，每年进行修订。汪忠说：“一切流程都要靠制度关卡来约束，这对保证图书的出版质量至关重要。”

    纸张好坏也决定了图书质量的高低。近年来，浙江联合出版集团平均每年用纸量达5万吨。为此，他们投资2亿元，专门建立了纸张仓库。物资公司董事长吕玉松说：“对纸张来讲，关键看规格和克度。什么样的书用什么样的纸，出版社在网上提出要求，我们按需进行集中采购。”

    吕玉松强调，高速运转、大机台造出来的纸张一般拉力较好，这方面不是行家看不出来。为此，他们注重搞好社会调查，了解纸张行情，召开纸张价格听证会，确定合理的基准价，实行公开招标，按照比值比价的择优原则，完成对纸张的集中采购。

    把好印刷关也是保证图书质量的重要环节。浙江印刷集团副总经理嵇俊说：“我们在把好原辅材料关、印刷设备关与人员培训关的前提下，建立了质量分级管理网络，实行机长全面负责制、车间巡检员过程抽查制、生产部巡检员成品批质量终检制，使每道关卡都受制度约束。”

    “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事而制”。在发展的道路上，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立足品质出版，围绕打造精品图书，唱出了一曲开拓奋进的动人吭歌。

比拼内力始于精细化管理

     几年前，一本《细节决定成败》的图书，因为倡导细节管理受到管理者追捧。如今，注重细节管理的益处在出版企业开始显现，《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在浙江出版联合集团采访时明显感受到这一点。

     数学教辅也要注意导向、菜谱书不能放国家保护动物、低幼书图片不能忽视安全、科技书要有专业人士把关……编辑们一句句不经意间的介绍，透露出浙江出版人对工作的细心和责任心。

    从粗放式经营向精细化管理，是出版业走向市场后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出版企业之间比拼的是内力，而精细化管理到位与否，正是出版企业内力强弱的具体体现，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负责人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记者在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的“出版提醒”中看到，集团对出版社怎样执行“三审三校”有着详细规定：凡非相关专业编辑室出版的专业类选题，涉及导向和敏感问题的选题，三审三校中至少有一审和一校要由专业编辑，包括请外编和出版社内编辑交叉审稿。对于重点出版的选题，要调配社内最好的编校力量，必要时增加编次和校次，或请专家审稿把关。对于个别选题要增加印前抽查，抽查内容包括审读封面、目录、前言、万象城官网的版权页、重点章节和段落……

    集团管理崇尚精细化，带动了集团旗下出版社同样主张精细化管理。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将校对差错汇总成表，是该社十几年一以贯之的做法。在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从组稿到编稿到校对，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在浙江教育出版社，设立专门审读与质检中心，刚性检查制度落实。在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无论是名家还是非名家，对书稿质量要求一视同仁。

    也许一个责任编辑的疏忽，就会影响整本图书的质量。也许一本图书出现质量问题，整个出版社乃至整个集团都会受到影响。人人都是图书质量的把关者的理念，让浙江出版人体会到了成功的喜悦。2013年，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的《毛泽东著作辞典》等8种出版物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陆游全集校注》等6种出版物入选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向延安》等7种图书入选第四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

    有人说，精细化管理是一种态度。在记者看来，精细化管理更是一种敬业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企业内力的重要表现——2013年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实现全年总销售、总资产、主营业务“三个百亿”，无疑是对这种精神和内力的最好诠释与表现。由此看，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的精细化管理经验，值得业界借鉴。

做好一线“多面手”

    严格内部管理，认真检查各项制度执行情况，做到各项工作落实到位。增强责任意识，严格编校流程制度执行，做到各项环节责任到位。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关系，做到“两个效益”认识到位。牢记少儿社出版人的责任，做到态度到位。

  图为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青年编辑到印刷厂了解图书装订流程。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供图

    在出版社产品生产中，编辑要关注选题策划、文字内容、印制等多个环节，争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作为“战斗”在一线的人员，编辑在图书质量的“战役”中，既是指点江山的军师，又是涉险排雷的步兵，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态度决定了图书选题的走向、作品呈现的精度。

    抓选题 赢在起点

    图书出版从选题策划起步，所以选题工作是出版工作的生命线，加强重点项目储备，抓好原创精品，就赢在了起跑线上。为了激励出版社的编辑策划社会效益好、出版价值高的精品项目，从2010年起，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每年拨款1000万元用于扶持重点项目出版。

    各出版社也有相应的政策鼓励：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做法是，编辑在做一些重点图书选题时，印制成本、稿费由出版社来承担。浙江科技社编辑詹喜告诉《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编辑遇到有价值的选题，以前会特别担心出书成本，现在可以大胆地和作者去沟通，这个政策把我的胆子壮起来了，对于发掘新内容有很大帮助。”目前，詹喜在政策鼓励下运作出版了一套中国农业技术走进非洲的丛书。

    学术书自费出版十分常见，在遇到这样的情况时，浙江教育出版社的做法是编辑要首先考虑图书价值，书稿对于教学实践有很好的指导作用，浙教社才会通过选题。

    从政策上鼓励编辑把精力放在原创精品图书策划上，这不仅为浙版图书总体质量打下坚实基础，也促使不少出版社涌现出策划、编辑能力均强的图书编辑。

    抓生产 赢在细节

    年出书品种增加，发稿量增大，当前的出版业业态对编辑的细节把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书稿中的“小地雷”埋得深，不少出版社领导、编辑在采访中都用“如履薄冰”来形容图书质量工作。质量工作贯穿产品生产始终，各岗位都是最后一关的责任意识与阵地意识，促使编辑非常重视细节。

    浙教社小学分社社长梁明告诉记者，小学分社编辑对于教材非常熟悉，在编辑教材教辅时，每个编辑都要对照课时，去做里面的习题，每道题目都要做3遍以上。又如，当多个语文编辑共同担任一套教辅的编辑工作时，要互相担任责任校对，以免不同作者在选文时出现重复情况。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很多重点书都不止三审三校，编辑总监袁丽娟举例说：“我记得在做‘冒险小虎队’系列图书时，有一天有个编辑在我桌上留了留言条，上面写着‘这个稿子已经第八次校对了，您看看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改进’。”

    对于重点选题反复斟酌的还有浙江人民出版社，在做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图书《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图集》时，编辑和制作人员带着电脑乘飞机到北京请教专家不下5次。为了保证这部书高质量出版，该社副总编辑、社长等都一起参与到书稿审阅中，尽量把质量工作做到精细化。

    抓队伍 赢在能力

    随着时代发展，出版业对一流人才的吸引力下降、年轻编辑较为浮躁等问题浮出水面。新编辑队伍的“战斗力”关乎出版社的当前图书质量，更影响出版社未来发展。记者了解到，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旗下各出版社非常注意老编辑对新编辑的“传帮带”。

    浙江人民社希望年轻编辑在工作中少用移动终端，减轻对互联网的依赖，遇到问题时回归纸质材料和工具书。浙江人民社财经图书出版中心主任蔡玲平说：“年轻编辑在刚入职的3年内不能独立发稿，新编辑看过的稿子会交由资深编辑进行二审，资深编辑看完稿件后，找出其中仍存在的问题，会手把手地指导新编辑。这一过程虽长，但对年轻编辑的成长是最有效的。”袁丽娟则要求新编辑学习身边的资深编辑、校对的经验。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旗下出版社多以编辑团队合作形式完成重大选题图书。浙江科技社社长吴明华说：“我们社里形成了编辑团队，稿子出现问题时，团队之间会互相交流。大家经常相互学习借鉴，有效提高了图书编校质量。”在团队管理上，编辑的图书在抽检中出现了质量问题，不仅会扣编辑个人的分数，还会扣部门的分数。吴明华说，扣分不是目的，目的是提高编辑的质量意识和发挥团队作用。

    既从宏观上重视图书选题质量，又不放过细节问题；既加强新编辑的培养，又发挥团队力量。在这样的环境下，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的很多编辑成长为工作一线的“多面手”。

结成“铁三角”把控印制质量

      浙江印刷集团在质量管理体系的框架下，建立了质量分级管理网络，实行机长全面负责制，车间巡检员过程抽查，生产部巡检员成品批质量终检合格后放行。

图为浙江印刷集团质检人员检查重点图书《陈云画传》印装质量。

浙江印刷集团 供图

    将优秀的图书内容“物化”成纸质书，图书的印刷装订质量不容忽视。浙江出版联合集团通过旗下浙江省出版印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纸张，从源头抓起，出版社、印刷厂、物资公司结成了把控图书印制质量的“铁三角”，有效地保证了印制质量。

    纸张集中采购实现源头控制

    纸张是图书印刷环节的“源头”，选好纸张，保证白度、平滑度、不透明度、光泽度、挺度等物理参数符合图书印制需要，对于图书质量起着基础性作用。对集团旗下出版社纸张需求进行集中采购，是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组建浙江省出版印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初衷。

    “集团每年有5万吨纸张使用量，为此投资2亿元建设了纸张仓库。”浙江省出版印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吕玉松告诉《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物资公司会在网上公布纸张规格与品种，出版社从网上预订，物资公司在收到出版社提出的用纸需求后，通过备库将纸张送到印制单位。印刷厂要对纸张进行检验，出版社查看印出的样品效果，双重监督通过后，大批量印刷才开始。

    在诸多物理参数中，纸张克重高低是影响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纸张的生产厂家规模影响着其产品的质量，一些造纸厂拥有生产纸张的大基台，生产时机器高速运转，纸张产品的拉力好，质量高。物资公司集中采购，就可以专业对接造纸厂，通过招投标与比价实现对于纸张质量与成本的双重控制。

    印刷集团加强监管与培训

    浙江印刷集团是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下属企业，也是浙江省最大的出版物印刷企业，它承担着母公司近60%的教材印刷任务。作为首批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浙江印刷集团有成熟的质量管理体系与网络做支撑。

    据浙江印刷集团副总经理嵇俊介绍，在iso质量管理体系的框架下，印刷集团建立了质量分级管理网络，实行机长全面负责制，车间巡检员进行过程抽查，生产部巡检员在成品批质量终检合格后放行。

    在具体管控中，印刷集团还要把好原辅材料关、印刷设备关与人员培训关。“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实时进行对员工的岗位要求、操作流程等方面的培训，为生产合格产品打下基础，也制定了各机种的作业指导书和操作流程。”从2007年开始，印刷集团每年9月召开由机长以上人员参加的教材质量总结分析会，通过问题万象城官网的产品展示、点评等内容，分析总结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要求和措施。

    出版社精选企业定点印刷

    根据产品品种及印制要求，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旗下出版社都各有其定点印刷厂。出版社的定点印刷厂名单里的印刷厂，一般都是出版社综合考虑了企业规模、人员、工价等因素，精心遴选出来的。如果出版社编辑超出名单范围选择印刷厂，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要求必须提供充足的理由。

    对于图书特别是重点书的监印，出版社往往特别仔细。“有一次去印刷厂检查一本重点书的印制情况，我们就发现由于工人疏忽，封面调出的颜色很黑。”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吴明华回忆说。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会根据定点印刷厂印刷情况“奖优罚劣”，社长傅里甫告诉记者：“我们的少儿书都是彩色印刷，工艺也比较复杂，因此会根据产品特点选择印刷厂。印刷质量好的企业，我们会进行鼓励表扬，印刷产品出现问题的，我们会减少其承印品种甚至取消承印资格。”

    值得一提的是，浙少社印制部门的工作人员勤于钻研，有的已经成为学者型的印刷人员。“我们会根据产品需要研发新材料，用于印刷工艺创新。例如，‘冒险小虎队’系列的上百种图书中涉及1000多种破案工具，就利用了热敏油墨、光敏油墨等材料。”浙少社编辑总监袁丽娟说。

    正是因为出版社与物资公司、印刷厂的相互沟通与监督，结成的“铁三角”保证了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图书产品的印制质量。

为书爬梳 馨香传古

    浙江人民出版社特别重视队伍的建设，60多位员工中，校对中心有12人，老中青三代齐聚一堂。

图为2008年杭州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的朱妍，

在浙江人民社配发的书立架前进行校对。

本报记者 李明远 摄

    一间2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摆放着3张办公桌，桌上的一摞摞书稿，清晰可见笔墨爬梳剔抉的痕迹。

    5月20日18时多，当《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走进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编校部办公室时，编校主管张宁还在忙碌，她正为20多万字的《生命启思录》书稿作最后一次审校。

    这沓书稿，张宁花了7天多时间校对，她说：“最担心书稿中有差错，谁都不愿意自己的努力变成无用功。”张宁的这番言语，透露出校对人员的共同状态：不仅有着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也有着履职背后的心理压力。

    荣耀——为书增彩

    在浙江科技社的校对室，记者发现办公桌上放着《出版专业基础知识》《作者编辑常用标准及规范》《现代汉语词典》《国家版图知识读本》《浙江省第三届新编辑集训班心得汇编》等书籍，编校部副主任胡水说：“为校对人员配置这些书，主要在于方便他们查阅，进行业务学习，巩固知识，提高技能。”

    为了保证图书质量，浙江教育出版社成立了由20余名员工组成的编校中心，其中有4人从事专职校对，其他人员实行编校合一的工作机制。说起编校中心的优势，主任谢异红告诉记者，在编校资质方面，这些人都取得了中级以上职称，而编校合一的工作人员，都取得了各个学科的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此外，浙江教育出版社还借助外力，聘请社会上的一些专家学者，组成近20人的外校队伍，承担专业性较强的书稿校对工作。

    校对工作是荣耀的，很多光彩四溢的经典图书，都有校对人员付出的辛劳和智慧的浸泡。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校对主管冯季庆认为，把新人培养好，让他们了解出版流程，掌握出差错的规律，提高校对审察能力，是出版社比较紧迫的事。

    情感——为书把脉

    随着时间流逝，岁月给校对人员留下了经验、知识、技巧和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让他们更自信，对自己的工作更有把握能力。

    在张宁看来，校对工作的诀窍，在于用心。浙教社审读与质检中心主任江红认为，校对工作是全方位的，不仅需要把好政治导向关，还需把好内容质量关。所有书稿都需要字斟句酌，认真审读。特别是涉及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必须把好正确导向关，以防出现问题。她以地图为例，指出中国的地图不仅要注意将陆地国界标识清楚，而且要将海洋的九段线标识清楚，不能遗漏。

    校对工作看似很轻松，实际上很累人。冯季庆算了一笔账，出版社一年按出版新书500本、每本15万字计算，3个校次下来，一年的校对量达2.25亿字，可见任务的繁重。另外，不少出版社还出版学生的课外读物、教辅图书等，有很强的时效性。为此，校对人员常常要加班加点，节假日也很少有休息时间，确保图书按时出版。“每当节假日前，当一摞摞厚厚的稿件送来时，我们就戏称为‘节日的大礼包来喽’，然后哼唷哼唷地扛回家，利用节假日校对。”冯季庆说。

    2006年以来，冯季庆一直在校对岗位上忙碌，她说：“我对浙少社是有感情的，我热爱自己的这份工作岗位，也会带着情感为图书把好脉。”

    一次，冯季庆接手的书稿中，有一页指导孩子如何将手工作品树叶船放到水里，页面上呈现一张照片：四五个孩子在池塘边蹲成一排，往水里放树叶船。冯季庆看后觉得孩子蹲在池塘边，没有成人监护看管，存在多么大的安全隐患啊！经她建议后，编辑对照片和文字都进行了修改，提醒家长和孩子注意安全。

    奉献——为书坚守

    令浙江人民出版社踏实的是，他们拥有一个12人组成的校对队伍，老中青合理配置。此外，他们还聘请了40名专家学者，组成了一支外校队伍，承担着一、二校次的任务。

    校对工作，需要有默默奉献的精神。主管校对的副总编辑寿勤泽说：“术业有专攻，校对人员就应该具备一定的张力，从校异同到校是非，找出图书中存在的问题。没有奉献精神，不可能在校对岗位上默默坚守，不可能行使好校对责任。”

    为把校对工作落到实处，浙江人民出版社印制了《浙江人民出版社校对原稿质疑登记表》，将校对人员完成书稿的校对情况，清楚地登记在表上。特别是浙江人民社利用网络信息技术，自行开发的校对管理系统，有效地实施了对校对工作的监管。

    杨帆是浙江人民社的校对主管，除了负责日常校对工作外，还负责监管维护校对管理系统，她说：“这套管理系统，有效地完成稿子的登记、计量监控、原稿差错、校对出来的差错以及排版和改样差错情况。”

    记者在杨帆的电脑上打开校对管理系统，一本处于在校状态的即将出版的《风华上浮》书稿呈现在眼前。移动鼠标点击查询，稿费支付情况、图书编校进度等校对信息一目了然。

    校对工作十分清苦，浙江人民社经常组织校对人员参加联谊活动，让大家坐在一起进行交流，说出心中的酸甜苦辣。他们还为校对人员配置了书立架，校正坐姿，防止颈椎、脊椎损伤。

    校对工作需要经验和知识积累。戴正泉在浙江教育出版社做专职校对工作，他身有残疾，常年坐着轮椅上下班。30来年的校对工作，赋予了老戴丰富的校对经验，很多编辑都愿意请他担任自己书的责任校对工作。

    一次，有篇书稿中提到乒乓球弹出了200多米，老戴看后感觉不对。按常识，乒乓球承受不住那么远的弹力，经核对后，老戴的判断是正确的。老戴说：“校对工作，需要积累各种知识，更重要的是长年累月、周而复始，需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苦。”

    从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的校对人员身上，记者感受到了他们为书坚守的奉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