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浙江人民出版社文史中心正在做一项工作：《武林坊巷志》的重新修订再版。
清末杭州有两兄弟丁申、丁丙，在太平军占领杭州时，抢救了《四库全书》，而《武林坊巷志》便由丁丙编撰，十年案头，1897年完成，记载自南宋至清末杭州城市的坊巷、官府、宫室、寺观、坊市、名人第宅以及有关文献。
说起来，这应是清末最有名的“浙版图书”之一，至今仍是中国最大的一部都市志。而发掘和保护地方历史文化，古往今来，在浙江人的生命里，有着不断的遗传因子。
如今，当越来越多的古镇旧俗，在行走中消逝，当人们的眼光追着畅销书、大作家而去时，仍然有一群如丁氏兄弟的乡贤们，甘愿退至历史的起点，轻抚故纸堆里的灰尘，静默书写，为一方水土，留住最美的时光。
挖掘地方文化得会“读”会“写”
到目前为止，浙江省已有三分之一的县市，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了各自的文化丛书，如平阳、义乌、永康、诸暨等，绍兴除了出版文史资料集萃，还有《绍兴通史》，像湖州南浔已经出了四辑。而一个浙北小城桐乡，又层层“递进”，出版了好几套书，比如《桐乡历史文化丛书》（一、二辑）、《乌镇历史文化丛书》和《崇福历史文化丛书》。
历史文化遗产，不论是存在于故纸堆中的，还是地上残存、地下沉睡的，要使它们被现代人所知，就需要对历史的重新发现和解读。
怎么读？翻开《桐乡历史文化丛书》第一辑，丛书编委会在序言中，提出了“读”的功夫——对自以为耳熟能详的家乡历史，是否真的读懂了？对长期在眼皮底下熟视无睹，甚至不起眼、不经意的东西，能不能换一个视角去重新发现、重新理解？
这套丛书的第一辑，有五本：《桐乡史话》、《文明留痕》、《风俗杂记》、《小镇模样》和《名物小志》。一位作者讲到桐乡人的口味，喜欢甜，还爱吃点“辣”和“臭”，不少人家里还有一只“臭卤甏”，用来浸臭豆腐干。还有一位，写崇德县里一条几乎被人遗忘的小街，她想到了浙派诗人吴之振如何在此吟诗，清末画家吴滔写过多少哀愁，秋瑾的挚友徐自华住过的老屋依旧……
这些字句，没有多么精雕细琢，只是一位久别重逢的老邻居，和你聊着过去的事儿，朴素是它的底子，透着温暖的家常况味，人情冷暖。
“地方历史文化丛书，当然不拒绝专家学者的阅读，但主要是为大众读者所写，首先必须让大众读者喜欢读，好读，越读越有兴趣。历史文化越厚重越好，写作上却不宜太‘厚重’。写得机智轻松，引人入胜，既让内行看出门道，又让外行看到热闹，是文章的生命所系。”丛书编委会又提出了“写”的要求。
乡贤写作“贴肉”的风土人情
那么，谁能写这些消逝却又熟悉的家乡事儿？
《桐乡历史文化丛书》第一辑中，写《风土杂记》的徐春雷，77岁，过去在桐乡市文化馆工作。写《小镇模样》的徐玲芬，曾是桐乡市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写《名物小识》的邹汉明，是嘉兴一位记者、诗人，在桐乡生活了15年。
他们大都不是专业作家、少有写书经验，一辈子在家乡工作、生活。这些“贴肉”的风土和人情，年轻人所知甚少，他们却深埋在心，信手拈来。所以，乡贤写作——出版社在寻找的，正是这样一个特殊又普通的群体。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真的感到出版的伟大，用这个词一点都不过分。写《崇福史话》的作者王企敖，近70岁了，一趟趟来了七八次，全自费，就为了和我们商量怎么写作。”策划、责编过大量历史文化丛书的编辑、人民社财经中心副主任周为军很感慨。
可是，问题也来了。选择“素人作者”，等于要手把手教一位写作零起点的人，学会如何写作。
于是，变成什么样的书，怎样的逻辑体系、编辑创意等等，需要出版社和作者一次次沟通，这个过程很琐碎，极需耐心。有时候，面对老先生厚厚的手稿，编辑们还要帮他们录入文字、扫描图片。
比如《之江历史文化丛书》一共七本，挖掘的是西湖区之江地区的历史文化遗存，从村子到街道有200多人参与编辑和写作。其中一本《之大往事》，写的是已经消失的之江大学的历史。作者张鹏搏、张鹏程两兄弟，从小就在之大生活，许多口口相传的故事，他们都铭记在心，但两人都已七八十岁，以前从来没写过书。
“两位老先生，一个学美术，一个学石油，因为不是专业写作，文史功底并不好，错误会很多，语句不通，口语化严重，但他们对写作这件事，非常认真、执著。我们要做的，就是帮他们改一些常识性错误，协助他们结构文章，理顺文句，挑选图片。为老人们完成毕生的心愿。” 周为军说。
续写文脉让历史“起死回生”
实际上，重拾地方历史文化，是一项“起死回生”的工作——把抽象化的文字资料、物态化的历史遗迹、民俗化的文化现象，与人情人心结合起来，让“死去”的历史文化重新复活。这里，有浙版图书的坚守，更是乡贤情意的传承。
浙江人重视编史修志，自古以来，靠的就是乡贤的努力。比如杭世骏，杭州人，雍正九年为浙江总督李卫幕僚，主编《西湖志》；章学诚，清代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绍兴人，自以为“迂流”不合世用，不愿入仕，一生主修、参修各类地方史志十余部。还有清末纂修《光绪桐乡县志》的严辰，乌镇人，耗时十年独立完成，集中了历代志书的精华，考据严谨，现代人仍然在用。
如今，浙江出版界，便要续上这道脉络，担起文化传统的继承重任。
最先出版《武林坊巷志》的，就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社组织专家学者进行整理和点校，由潘一平等资深编辑担纲，在1987年之后陆续出版，一套八本。
去年，出版社鉴于这套书的巨大价值，准备重新修订再版。当年牵头的潘一平等老先生已仙逝，他们又组织擅长古籍方面的编校人员重新校对、核实，将在今年3月出版。
一本书的传承，便是一百多年的时光。
编史修志，是为经世致用，虽然这是一项静默，甚至寂寞的工作，但文脉，在此得以传承。
“如今有很多书，出版以后其实已经死了，但方志和地方文史是能留传下去的，它不会死。几百年前的志书，现在我们依旧还在用。” 文史中心主任王福群这样说。
盛世修史。如今，在浙版图书的“网络”里，不光各县市、乡镇的方志和历史文化丛书出版踊跃，很多村子也要出村志，周为军说，目前十多个村子有了村志，像绍兴县就有《杨川村志》、《宁六村志》、《富强村志》等。
“如今畅销书很多，但容易成为过眼云烟。但是，你有故乡，有记忆，这些书看了就会有感觉，就会保存它，而且是永久的。” 人民社社长何成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