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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03-30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是同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盛世修典、以文化人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好传统。今年是五年规划承上启下的一年。在刚刚过去的“十一五”期间，新闻出版战线改革创新、奋发有为，新闻出版事业和产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通过深化改革，制约发展的体制性
“十一五”时期，新闻出版业的大改革大发展推动了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蓬勃发展。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得到了较好的落实。5年来政府专项资金共资助508个项目，资助金额8344万元，实现了规划项目全覆盖，推出了一系列优秀成果。经过12年全面的梳理，摸清了现存古籍的家底，编纂了《中国古籍总目》。古籍项目中的《新中国出土墓志》、《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中国家谱总目》、《太平寰宇记》、《两汉全书》、《中医古籍孤本大全》、《闽台族谱汇刊》、《王士禛全集》、《赵翼全集》等获得了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代表着当今古籍整理最高水平。同时“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大型修订工程全面启动，并取得阶段性成果。5年来，共出版古籍整理图书3500种，比“十五”增加了30%；“十一五”古籍规划项目完成率达到95%。古籍整理出版队伍经过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有计划的培训和通过重点项目的历练不断壮大。在管理层面，特别是在2009年古籍办调整加强以来，一个以国家古籍重点规划为引导，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为支撑，强化质量管理和资金管理，充分体现历史规律、国家意志的古籍整理出版管理机制已经形成。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要认真总结“十一五”取得的丰富经验，进一步发扬优良传统，创新古籍整理出版的体制机制，努力在“十二五”期间，把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下面，我就“十二五”期间进一步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谈几点想法。 一、加强古籍出版规划的科学性、系统性，形成脉络清晰的古籍整理出版体系 我国古籍极为丰富、数量庞大，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只有进行系统的、科学的规划，才能明确目标，真正担负起传承文明的重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重要职责就是依靠专家的力量，按照古籍整理的规律，结合实际力量，分步骤制订规划、明确重点。1958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以后，制订的几次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对于推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全面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2009年5月起，古籍办组织专家学者对《全国古籍总目》进行全面梳理，并结合出土文献情况，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编制《2010-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草案）。经过两年反复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目前《规划》（草案）项目620种，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会议上审议通过。这个《规划》是建立在国家整体文化需要的基础上来考虑的，强调的是国家必需和集体组织整理的项目，代表国家的水平。避免个人功利、零敲碎打和重复出版，坚决抵制缺乏创新、大而不当拼凑的项目。通过这个《规划》建立一个由国家主导的古籍整理精品出版工程机制，以此形成脉络清晰的古籍出版体系。以每年出版60种左右的重点项目，整理出版一批具有文化传承价值，体现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品力作。 要充分发挥《规划》的示范和杠杆作用，带动各省和古籍专业出版单位，做好自身的古籍整理出版长期规划，促进高水平古籍整理出版项目的出版。 二、认真执行规划项目，加大扶持力度，精心推动精品力作的出版 “十二五”期间，我们要认真执行“十年规划”立足国家文化发展的总体要求，按照古籍整理出版的规律，全力推出一批体现国家水平，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精品力作。 1.组织实施古籍整理基础性出版工程。现阶段，亟待我们完成的古籍基础性大型项目是一批整合古籍资源，总结古籍整理成果的工程。如《中国总书目》、《散失海外中国古籍总目》、《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总目》，以此为基础，明确古籍整理出版的方向。通过对近百年来古籍整理图书的梳理，我们今年将组织专家推出《古籍整理经典书目》，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遏制粗制滥造重复出版的现象。 2.组织实施散失海外中国古籍珍本回归工程。根据《散失海外中国古籍总目》，有计划复制影印国内没有或稀见的重要古籍，使之发挥重要的研究作用，重点抓好《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甄选出版。 3.组织实施出土文献整理出版工程。针对大量的出土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系统出版，使其填补史料的不足，丰富古籍的佐证，如《马王堆出土文献集成》、《清华简策》、《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 4.组织实施社会档案整理出版工程。系统整理历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对于扩大社会历史研究领域、填补研究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清水江文书》、《徽州文书》、《开滦煤矿档案史料》等。 5.组织实施古籍数据库工程。在《2010-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草案）中，已经确定了19个古籍整理出版数字化项目，要加快落实。 这五大系列初步形成了我们“十二五”期间乃至今后1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骨干工程，使古籍整理的脉络和重点任务更加明确。为此，政府将会加大对古籍重点工程的扶持力度，使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逐步增加，全力打造古籍出版精品工程。 三、鼓励内容创新，盘活古籍资源，加大古籍经典普及力度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提出“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这是对古籍整理普及性工作提出的要求。普及与提高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两翼，都应该给予重视。近年来由于市场的压力较大，各出版社在普及上下了一番工夫，特别是电视“国学大讲堂”使传统文化普及读物成为热点后，更是方兴未艾。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有的出版单位出于求多求快的心理，在选题上不免有些散滥，整理质量参差不齐。传统文化普及读物同样有一个提高质量的问题。普及工作的基本要求是贴近读者，适应读者的普遍需要。普及与提高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我们要的是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普及基础上的提高。 做好古籍经典普及出版工作，不仅是形式的创新，最重要还是内容创新。要按照“守正求新”的思路，着力在内容生产上加大创新力度。内容的创新，需要有新的方法或新的观念作为支撑，深入研究学术界的新趋势、新动态以及大众读者的需求，在版本选择、整理方式、研究成果上能够超越前贤，在选题策划、编校加工方面有较大的提高，在出版方式上呈多样化发展。中华书局的《于丹〈论语〉心得》等大众普及读物，较好地解决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我们要通过加大对创新性古籍整理出版的鼓励和支持力度，培养广大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的创新意识，使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彻底从炒“剩饭”中摆脱出来，在已有的经验基础上，着力探索经典普及读物的新经验、新模式，在弘扬和普及经典方面上一个新台阶，充分发挥好品牌引领作用。 四、完善制度，加强管理，建立一整套古籍资助评审和项目监管机制 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探索，我们出台了《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管理暂行办法》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资助评审办法》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专项经费资助评审、项目监督和成果鉴定等管理机制。通过资格审查、专家评审、经费管理、质量检查、成果鉴定等多个环节，实现对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全过程的监督管理。 在资格审查阶段，对重复申报、资料不全等不符合申报要求的项目进行初步筛查；在专家评审阶段，强调国家意志，历史价值，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挂钩，不搞零敲碎打，不搞功利项目，不搞扶贫政策；强调项目的公益性、长远性，对于市场效益好、急功近利的项目不予补贴。申报项目必须有样稿有合同，坚决杜绝骗取国家资助的现象。为了使评审更加科学和规范。评审工作分学术质量把关和出版成本把关两个阶段，使评审和资金资助更加科学合理。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有项目的专家不得担当评委，充分体现公平公正原则。对重名轻质、改头换面、贪大求全、粗制滥造的项目坚决不予支持，有效地保证资助项目的质量和价值。 在质量监督阶段，对当年完成的资助项目组织专家进行严格质检，检查的不仅是编校质量，还包括内容质量、学术质量。对于不合格产品，经核实后，责令销毁，重新制作，否则就收回资助。有一本以上不合格的出版社，3年内停止其资助申请资格。通过这些环节的管理，我们明确地向社会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古籍整理是国家资助的项目，必须具有国家水平。 在资金管理方面，古籍办与承担项目的出版单位和主管部门签有项目协议书，内容包括资金使用范围、项目质量和进度要求。资金专账专款专用，只能用于出版环节。强化古籍办、省局和出版社三级管理责任。由于加强了管理，财政部委托中介机构在2010年古籍经费的绩效考核中给予了95.4的高分，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工作。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强。 对于成果的使用，要重点考察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力，否则，资助出版也就失去意义。今后，要明确公共使用范围和数量，随着古籍专项经费补贴额度的提高，要确保一定数量的出版物送到大学和省级公共图书馆，供社会读者免费使用。 五、加强科技支撑，创新技术手段，加速推进古籍整理出版数字化 科技进步，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为古籍整理出版提供了传播手段创新、内容形式创新的持久活力。古籍整理出版的数字化，为传统的古籍整理出版拓展了新领域，在古籍保存、传播、使用等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今天，数字化网络平台已经成为世界大国文化控制权争夺的焦点。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古籍的数字化给予高度重视。目前，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以及美国、韩国都有大型中国古籍数据库，在学术层面、文化战略意义两方面占了先机。因此，我们要把古籍整理出版数字化放在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待，要有强烈的紧迫感，加强古籍传承的科学技术研究，加速推进“中华古籍数据库”等重大项目的建设。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大型古籍数字化项目的实践，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使得数字化技术在古籍的保存、使用、整理、研究和传播中起到其应有的巨大作用。同时，希望广大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者深刻认识数字出版的本质，准确把握出版的数字化态势，加快古籍整理出版数字化的步伐，通过出版数字化来提升内容质量，拓展产业规模，服务公共文化需求。 六、重视特殊人才的培养，加强古籍出版队伍建设 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需要一支专业素养良好的出版队伍作保障。因此，对古籍整理队伍的培养，既是我们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长期任务，也是“十二五”期间的重点工作。要通过我们的努力，培养一大批既能发扬“板凳甘坐十年冷”精神，沉下心来整理编撰古籍，又能深入浅出地开发古籍中的宝贵资源，做好古籍普及工作的编辑大家。在今年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会议上，我们将制订《关于培养古籍整理出版专业人才的意见》，出台一系列人才培养措施。要与上游的古籍整理教学管理机构和教学单位建立一个长期的古籍整理出版队伍的培养和培训计划，把古籍整理出版的人才需求与古籍整理教学紧密结合起来，根据供需关系定点培养，对年轻的编辑继续培训提高。同时，对现有出版社的编辑制订短期系统的培训计划，根据不同的水平因材施教。我们要抓紧把有经验的老专家组织起来，他们是我们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宝贵财富，组织他们编写教材，通过言传身教，培养新人。古籍办已经组织一批老出版专家编写了《古籍整理编辑手册》，正在广泛征求意见。还要强调，必须通过项目培养人才。这方面我们已有很好的事例和经验，如上个世纪70年代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还有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上个世纪90年代整理的、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诗》，通过项目带出了两个队伍，一个是学术整理研究队伍，另一个是出版编辑队伍。 七、加快古籍出版“走出去”与“引回来”的步伐 盛唐时期，各国遣唐使在中国学习后，曾携带相当数量的中国古籍回国，这是中国古籍主动向外传播的较早记录。近代时期，由于国力的衰落，各国列强或以不正当贸易方式掠夺、走私，或以战争方式野蛮抢劫，致使中国古籍大量流失海外。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传播手段的不断创新，要积极将中国优秀典籍翻译成外国文字，使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走出去”，提高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中的话语权。与此同时，要尽快将中国流失海外的古籍善本系统地“引回来”，整理出版好存藏海外的中国古籍。据粗略统计，战时流失日本的古籍至少有300万册；美国国会图书馆中的中国古籍有60余万册，其中善本书2000余种、地方志2938部、少数民族古籍3600余种；英法掠走的珍贵敦煌文书不计其数。因此，组织实施“中国流失海外中国古籍出版工程”，势在必行。我们要以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历史使命感，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先整理出版目录，再择选珍本刊印出版，使中国古籍回归故里。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担负着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责任。未来5年的任务、目标、措施已经明确，我们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好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和古籍整理十年规划，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定信心，务求实效，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使我们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上无愧于祖先，下无愧于子孙！ （本文是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长柳斌杰3月29日在2011年度古籍整理出版资助评审会上的讲话，发表时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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